2003年的春天对香港人而言，注定难忘。

2002年年底，一种不明原因的传染性肺炎开始在广东部分地区传播。这种非典型肺炎后来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

“当时我们知道广州发生疫情，所以香港高度戒备，但当你不了解这个病原体的时候，其实很难真正去预防，因为你连它的传播模式都不知道。”近日，在其香港弥敦道的诊所内，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高永文向南方报业记者忆述他当年作为抗击“非典”一线指挥官，直面疫情惨烈的“艰难岁月”。

这次经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指引。“香港开始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安全，以应对公共卫生安全的挑战；香港和广东两地医护人员的合作也从那时起正式展开。”高永文说，从抗击“非典”到抗击新冠疫情，香港人有了更充足的底气。

高永文

前所未有的“战役”

踏进诊所办公室旁的小房间，记者第一眼就看到桌面上放满各种茶具，旁边有一大支酒精搓手液，还有一包湿纸巾和一盒面巾纸。开完会的高永文匆匆走进房间第一件事就是用酒精搓手液洗手，受访全程也没有摘下过口罩。

“从SARS（非典）到现在，我几乎每天都要使用几十次搓手液。”今年65岁的高永文1991年加入香港医管局，尽管在SARS来临之前，也曾处理过大大小小的传染病事件，积累了不少经验，但2003年初爆发的疫症仍然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2003年3月“非典”疫情在香港暴发，时任香港特区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何兆炜在工作中不幸染病入院。高永文临危受命，署任行政总裁，成为香港抗击“非典”疫情一线指挥官。

“当时一方面疫情惨烈，另一方面也充分暴露了香港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薄弱。”有着“切肤之痛”的高永文深刻认识到公共医疗系统的重要性，同时要守住香港这个“高度开放自由港”的公共卫生安全，“挑战也特别大”。

记者：香港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SARS在本地传播的？

高永文：2003年年初，我们知道广州出现了非典型肺炎疫情，但那时还不知道是什么病原体引致这个疾病，所以香港那时已经很紧张。我们开始在公立医院里面提醒我们的前线医生要留意非典型肺炎，并呈报相关病例。

3月初，在威尔斯亲王医院8A病房开始有一些不明原因的发烧和肺炎的病例。3月10日医院就向我们医院管理局总办事处呈报。当时我自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病房去了解情况，发现已经有好几十个病人被感染，一些病人的家属，甚至医护人员、医学生都受到感染，当时香港的SARS疫情可以说是正式开始了。

记者：当时采取了什么应对措施？

高永文：SARS是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病。除了参考一些公共卫生学的黄金定律之外，其实很多措施都是按照我们的医学常识和科学证据逐步摸索出来的。比如早期鉴于威尔斯亲王医院有很多受感染的病人，还传染了探病家属，进而传播至社区，我们首次提出禁止探病等。现在，新冠疫情期间很多医院依然采取了这个措施，用来控制医院的人流。

从3月初开始，我们医管局总办事处就开始协调联网医院应对疫情，同时也与卫生福利及食物局紧密沟通，定期开会汇报情况。

另外，香港有两间大学的医学院团队在微生物学领域享有盛名。于是，他们也在发挥作用。3月中旬，香港大学团队在全球率先培养出SARS冠状病毒，并明确了这种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之后我们就拥有了快速测试的能力，能够加速在全国范围内辨认真正受SARS感染的病人。

记者：“非典”疫情对香港社会有怎样的影响？

高永文：有一段时间香港的街道上几乎没有人，机场也没有人。所以尽管SARS在香港只持续了大约3个多月，但这三个月对香港的影响非常大，社会上的恐慌情绪非常严重。

第一是因为这个病有相对高的死亡率。根据统计，SARS在香港的死亡率超过了10%，这当然会引起市民的恐慌。第二，因为SARS，现代文明社会第一次有那么多高度专业的医护人员在现代化医院里被感染，而且数目不少。所以当时连医护本身都非常担心，但他们没有退缩，始终坚守岗位，这其实也彰显了香港医护人员高度的专业精神。

记者：经过SARS一役，您认为香港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上是否有了更成熟的表现？

高永文：一方面这是个很沉痛的教训，从个体层面到管理层面，我们都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我们自认为医学有多么发达，一个简单的病毒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威胁，给人类生命造成很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它也提醒了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安全。所以，香港之后成立了卫生防护中心，建了传染病医院，陆续投放了不少资源建立防护网络和健全相关机制，以应对公共卫生安全的挑战。

从SARS到现在，其实香港的隔离措施、医护的防护装备等已提升不少，香港处理威胁性传染病的能力也高了很多。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做好最坏打算，防御必须走前一步。

见证香港与内地医护人员合作扩大

2003年4月“非典”肆虐的高峰期，时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对高永文说，内地在中医药抗击“非典”方面有不少宝贵的经验，“应该借鉴一下”。

随后，高永文带队到广东省中医院进行调研，并由此开启了邀请广东省中医专家赴港，两地专家并肩作战，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的合作。

“2003年5月，广东省中医院就派出中医专家赴港，并在前线病房直接参与工作，与香港医护共同商讨诊疗方案。”高永文回忆，香港与内地的中西医合作正是从那时逐步展开。

“非典”之后，两地签署了合作协议，引进内地中医专家轮流来香港，参与临床、教学和科研，这一做法一直延续至今。

记者：在抗击“非典”过程中，香港与内地有没有像现在抗击新冠疫情一样展开深度的合作？

高永文：在SARS高峰期时，香港的医疗物资，特别是防护衣物不足，中央迅速驰援送来大批保护衣物，这是全香港人都看到的。

2003年4月，受当时的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委派，我和香港卫生署及医管局的专家来到广东省中医院考察。我们发现他们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治疗SARS，并取得了一定效果。所以我回到香港后就马上向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希望广州能派出有治疗SARS经验的专家来香港，和我们香港的中西医一起治疗SARS病人。5月初，广东省中医院就派出专家来到香港，立即与香港中西医专家开会设计临床研究方案。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都在一起并肩作战，撰写科学研究报告，并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证明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能够缓解病症，并减低需要使用的激素剂量。

记者：这样的合作之前有吗？

高永文：真正（粤港）两地的医护人员合作，特别是中西医合作，就是在SARS那时开始。

2003年11月，我再次访问广东省中医院，并且与广东省中医院签订了一份合作备忘录，邀请广东省中医院在SARS疫情过后仍然轮流派中医教授来香港协助我们发展中西医结合。这个安排从SARS到现在十几年间，对香港中医药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更深一个层次的影响是，这种人员合作得到了不断发展。

在香港新冠疫情的严峻时期，中央也派出了医护人员及医学专家来港支援。当然除了医护人员之外，中央还给了香港很多医药及生活必需品的支援，帮助我们兴建隔离设施、提高检测能力等等。而这次的合作规模和深度也远远比SARS要大，所以SARS是一个开始，中间是持续，到新冠疫情时是一个规模更大更全面的合作。

此外，经过SARS一役，内地、香港与澳门三地医疗卫生系统定期开展高层会议，就传染病议题及其他医疗系统问题进行交流，并建立了恒常通报机制。现在我们拥有了一个更完善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通报机制，各地在疫情控制措施方面也有了更密切的交流。

盼香港公私营医疗体系为大湾区贡献经验

高永文是香港有民调记录以来民望最高的官员，在任期间支持率长期保持逾七成。他谦虚地说：“我不会为自己打分数，我觉得是工作性质的问题，我们处理的是民生议题，所以比较受关注。”

“抗击‘SARS’也让我开始思考如何让公私营医疗体系发挥最大作用。”2012年，高永文出任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在随后五年的任期内，他先后处理过香港公私营医疗合作、推动自愿医保计划等棘手议题，又启动了香港10年医院发展蓝图。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一直致力改革香港的医疗模式与方案。

作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他在近年提出的建议也主要围绕粤港澳大湾区的医疗体系融合，让香港在其中找到最合适的位置。

记者：您觉得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中，公私营医疗系统能分别发挥怎样的作用？

高永文：从SARS开始，我们了解到一个强有力的公共卫生系统对于应对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的挑战是非常之重要的。

香港的医疗系统与内地有所不同。内地以公营医疗为主，无论是SARS还是现在的新冠肺炎，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系统发挥的作用。它能够有一个统一的措施，有效地执行。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效率的公营卫生系统才能够做到。

以香港的情况来看，我们发现私营医疗系统的配合其实也非常之重要。它可以协助我们的公营系统接受一些非传染病的病人。公营系统在面对大量传染病病人的时候，正常运作会受影响，从而忽视其他非传染病病人的救治。这正是发挥私营医疗机构力量时候，能够帮忙诊治这些病人。另外，无论在社区做大规模检测或推动疫苗接种时，私营医疗体系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从这两方面可以看出，在香港双轨的医疗系统里，公营和私营是可以恒常合作，尤其是在大规模传染病或者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里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记者：它对内地的医疗改革能带来什么启示？

高永文：实际上内地的医疗改革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大量病人都集中在公立的三甲医院看病，令到大城市里的三甲医院非常拥挤，存在病人“看病难”的问题。

近几年来，我们国家的医疗改革方向其中之一，就是鼓励社会办医。我过去几年离开政府之后，也特别关注这一方面的发展，尤其是邻近香港的大湾区内地城市。这里人口数目大，经济发展也非常之好。凡是经济高度发展的地区，那里民众对于高质量的医疗服务需求一定是非常之大的。纯粹靠公立三甲医院，我相信不能满足这方面需要。

我一直都希望能够推动香港和内地特别是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医疗体系融合。比如医疗专业人员、办医团体的合作交流等，让香港一些值得借鉴的医院管理经验、创新医学模式以及创新医疗科技得到推广。

记者：您近几年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建议，多是围绕香港和内地的医疗融合问题。

高永文：这很值得关注和推动，尤其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融合，也能解决香港“看病难”的问题。这个过程中有难点也有前瞻性的亮点。第一，两地的医疗制度不一样。从宏观层面的医疗政策、医疗保险政策到医护人员培训、就诊安排的细节流程等都不一样。第二，两地医护人员准入机制也不同，过去通过《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已经做了一些安排，使香港的一些医护专业可以比较容易在内地获得执业资格。第三就是两地药物使用不同。但内地去年推出了“港澳药械通”，现在已经有二三十种药物和医疗器械在大湾区一些指定的医疗机构里使用了。

希望未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可提供更多便利港人跨境就医的措施，例如完善香港跨境支付医疗费用制度、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共享机制等，便利港人北上就医，缓解香港医疗服务的压力。

高永文与记者交流

最大满足感来源于服务病人

在高永文诊所的墙上，有两幅墨宝特别醒目：一是由国学大师饶宗颐在百岁生日当天亲笔挥毫相赠的“仁心”二字；一是好友邱腾华手书赠予的行书律句“仁心善政两得彰，俯首孺子侠心肠。悬壶匡正扶病弱，傲骨潇洒醉茶香。”

仁心，正是许多病患和香港市民对“高医生”的评价。

而在高永文心中，回归临床，治病救人也是他所最钟情的事业。

2004年，高永文战罢“非典”回到坊间与别人合伙开了骨科诊所；2017年任期届满，再度转身，披上医袍。

“当然，任何时候需要我，我都会挺身而出”，2022年7月1日正式出任行政会议成员，高永文说，“因为我是一名医生。”

记者：您两次从政府部门退出来后都重返临床医疗工作。

高永文：临床医疗从来都是我自己最大的兴趣，虽然我在不同阶段都离开过临床的服务，去接受一些新挑战或者在管理方面的工作，其实最终我还是希望能够回归到临床。作为一个专科医生，对我来讲最大的满足感其实是直接服务病人，让我觉得我帮到他。而且我觉得做临床医生能给我一个弹性，让我以此为基地去推动其他工作，譬如大湾区医疗合作。

记者：那么在政府的工作让您有哪些感悟？

高永文：健康中国也是我们国家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在医管局和食卫局的经历使我明白，要让社会里每一个人都能够健康，获得适当的预防和治疗，其实不是一个容易的事，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事。这需要很多人和专家去帮忙建立一个系统，去推动这个系统的持续发展，才能确保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良好的预防性和治疗性医疗服务，都能够享有健康。

记者：作为本届香港政府的行政会议成员，您想为香港再做些什么？

高永文：行政会议里的工作刚刚开始。第一件事当然是要配合政府，支持政府做好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让香港社会早日走出疫情影响。在后新冠时代我也会继续和政府进行紧密联系与合作，关注香港医疗系统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推动香港的医疗改革，使香港公私营医疗体系的平衡和健康得到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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